当6月哈萨克斯坦疑似新型肺炎爆发时，我已经在这里连续工作7个月没有回家了。
从6月初开始，我身边渐渐地有人发烧，有人头疼，有人感冒咳嗽，去医院看病的人多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核酸检测。据检测过的朋友反馈，取样方法类似咽拭子，2-3天出结果。目前，还没听说有谁拿到阳性结果，但他们又都出现过类似新冠的症状。
7月9号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发布消息称哈国出现了新型肺炎，提醒在哈华人注意防护。次日哈国媒体却否认本国出现新型肺炎，并推测所谓“新型”病毒就是新冠。7月11日早上，事件再度反转，哈萨克斯坦卫生部长在跟总统的对话中，透露新型肺炎跟新冠症状不一样，而且核酸测不出，字里行间中似乎暗示新型肺炎不是新冠。
哈萨克斯坦卫生部首席卫生医生埃斯马加贝托娃表示，尚未排除“神秘”肺炎患者患有冠状病毒的可能。/哈萨克斯坦卫生部新型肺炎是不是新冠或许存在争议，但它的致命性却不容质疑。
不久前，我身边一名央企下属单位的中年中国男性员工就因为这个“新型”肺炎不治病逝。还有中方人员一周高烧不退，打找救护车被拒载，医院也遭拒收（说真的也不敢去，医院可能就是最大的污染源），只能自我隔离，通过各种渠道从俄罗斯买了消炎药、抗生素回来，坚持服药，才终于退烧，情况慢慢好转。一些轻症中方人员，出现了头疼和感冒症状后却不咳嗽，只是一下子失去了嗅觉和味觉，闻不到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
当地人说，在我们这个哈萨克斯坦西部边陲城市，医院缺医少药，每天有几十人因肺炎去世。据当地媒体统计，哈萨克感染病例的30%是医护人员。很多医护人员因感染机率过高而离职，社交媒体上不时出现招聘护士的广告。
起伏的疫情控制
平心而论，尽管当下哈国处境狼狈，哈政府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初的表现却可圈可点。
3月15日，哈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而后我所在州的州政府也颁布了封城令。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食品制造及买卖、城市能源保障、邮政电信等）外，其它第三产业诸如商场、影院、餐厅、健身房，以及除药店、食品店以外的各类小店，全部勒令歇业；同时，取消所有会引起人群聚集的大型活动，包括节日庆典、红白喜事、参观游览等，以至于一年一度的纳吾勒兹孜哈历春节（编者注：该节日源自波斯，一般为每年3月20日或21日，在伊朗被称为诺如孜，即“新年”）都在无声无息中度过了。
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街头，防护人员在给公交车消毒/TurarKazangapov此外政府还给因疫情隔离在家没有收入的公民，每人一次性补助坚戈（约RMB，当地基层员工月收入的1/3）；大型超市入口设有“消毒水喷淋”装置，工作人员戴口罩、戴手套、戴发套，个人防护做得相当到位；社区、居民点附近的中小型超市，物资充足丰富，没有出现过疯抢食物、生活用品的情况。
然而由于哈国政坛腐败积弊，民众普遍质疑政府公信力。不少民众甚至认为新冠病毒在本国爆发根本就是一个谣言，政府谎报病例是为了骗国家预算和国际援助；还有民众在网上声称中国援助哈萨克斯坦的医疗物资被政府人员私吞，没有到普通民众手里。心怀阴谋论的民众自然也就轻视疫情，街上戴口罩的人屈指可数。
好在政府强制措施到位，疫情在5月得到缓解，当月11日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作为驻哈人员，我们也稍稍松泛了些，姑娘们开始上街购置入夏的行头；当地朋友开始晒郊外钓鱼、游玩的照片，也听说有人在家庭范围内低调举办婚礼、聚会。
不料6月再度爆发疫情，且新疫情的致命性更高。当地民众终于明白原来一切所谓的“谣言”都是真的。市区里路人戴口罩的已明显增多，超市里，几乎人人口罩掩面。
可惜，当民众终于开始重视疫情时，政府却在防疫监管上出现疏忽。
新疫情下哈国政府成了甩手掌柜
哈国政府面对疫情可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新型肺炎疫情到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虽然也像应对新冠那样先后出台应对措施，比如6月21日开始，州政府要求所有餐厅饭店关闭、超市周六日全天不营业，7月5日起，中央政府再次宣布全国进入“隔离”期，建议各企事业单位，尽可能多得转入居家办公模式等等，但在执行层面，却成了甩手掌柜。
比如，政府规定对违反隔离禁令的个人处以8万坚戈（约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地基层员工2/3的月收入）的罚款，这几天我上下班的路途上，却看不到一个警察巡逻执行禁令，而3月份政府第一次执行隔离时，我在前往工作地时从曾有两次被警察拦下查看单位出具的“通行证”。政府缺乏执行力使得当地人违规成本大大降低。
哈萨克斯坦总统7月13日表示，全国隔离期将再延长两个星期/Twitter而关于当地哈萨克员工的防疫义务，政府则有意无意地把压力转嫁给企业，而且丝毫不考虑各种纸面上防疫规定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比如，政府除了没有承担当地员工的新冠检测费用外，还规定员工上班时的口罩和手套应由企业无偿提供，而且按规定口罩每两小时要更换，每人每天工作八小时即要消耗四只口罩，如此提供口罩对一个拥有多号员工的企业来说实在不现实。最后，我们只能按每人每天1只发放。
另一方面，政府下达防疫指令后又不去监督企业的执行状况，自疫情爆发以来，没有一个政府监管机构来过我司视察。指令是否执行，一切全凭上交的“报表”和企业良心。
当然，作为当地的中资企业，我司还是本着诚信和依法办事的原则，一直严格执行政府规定，比如门把手按照前苏联的方法用浸过消毒液的纱布包裹，并及时重新浸泡保证纱布湿润；遵守20平米/人的办公距离要求，不到40平米的办公室决不允许两个人办公；取消了平时的周例会，能打电话沟通的就打电话，尽量不碰面；要求保安加大巡逻频率，不允许员工超过3人以上扎堆等等。
此外，为了以防万一，公司最近动用各种关系从中国紧急采购了一批药品备用，并联系了一位当地的私人医生，以图必要时赶来救急。
新型肺炎疫情下处境艰难的中企
新冠疫情发生后，国际原油价格暴跌，整个石油天然气上中下游产业都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订单和工作量大幅减少，部分当地员工处于无事可做白拿工资的状态。
而哈国苛刻的劳动法又让企业合法减员增效面临重重障碍。劳动法规定，新劳动合同为期一年，第二次续签不得少于1年，有期限的劳动合同最多2次，2次以后只能签无固定期限合同，即长期合同。
此外，我们遭到当地政府机关区别对待。当地企业如发生拖欠工资等违反劳动法的行为时，似乎并没有受到国家机关的惩罚，反倒在中资企业，合法经营反而“备受”
